首先，LorenBrandt作了题为“Policy Perspectives from the Bottom Up: WhatDo Firm-level Data Tell Us China Needs to Do”的主题演讲，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弥补自上而下的宏观总量经济维度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不足，他运用自下而上的政策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问题。现阶段地方政府倡导的进口替代和关键产业内部主导形式、体制内寻租带来的利益和地方领导干部官员面临的激励制度是造成资源扭曲和低效的三大重要因素。在现有体制下，经济中的关键生产部门开放性和竞争性日渐低下，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内在原因。要解决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我们需要将资源再分配到那些开放程度较高、不受地方政府扭曲因素影响的经济部门。
Brandt教授分析了制造业部门的关键作用，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增长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分庭抗礼。受益于中国加入WTO这一关键性事件，关税的降低使得国内市场更加具有竞争性。Brandt认为，市场中新企业进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尤为重要，既会产生广延边际效应，也会产生集约边际效应。在广延边际角度，新企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经济体;而从集约边际的角度考虑，新企业创造了更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给现有企业带来竞争压力。
Brandt还比较了国有企业占比对TFP增长的贡献，发现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部门总体TFP下降，而国企占比较低的部门总体TFP呈现上升趋势。最具有活力的部门存在着诸多共性，它们对于新企业具有更多的市场包容性，在这些部门，国有企业的市场力量逐渐减弱，国家采购政策对于新企业来说歧视减少，FDI环境更加平等，在技术转移和企业并购形式方面施加更少的限制，关税也逐年下降。Brandt同时也十分关注汽车部门和重型机械制造部门的进入壁垒，认为这两个部门在我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Brandt强调，价格扭曲是深埋在体制内的棘手问题，解决好利率、电力和汇率等部门的关键价格扭曲能够帮助我国解决增长中的不均衡问题并提高生产率。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只要努力改善市场环境，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很有潜力的。
随后，万广华谈了与Brandt的主题互补性很强的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Inequality &Consumption in China: A puzzle & An Explanation”。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合乎情理的，老龄化问题、经济过程固有的收敛性、中国正在经历的结构转型都是中国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样的变化是突发的还是渐进的值得深思，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对于全世界带来的大震荡，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万广华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出在需求方面。突然出现的经济危机使得我们的产品没有销路，内需又跟不上，自然经济增长受到波及。但是人的消费习惯很难改，启动内需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不平等是否对于国内的消费产生影响呢?根据直觉，国内居民收入平等程度提高，会对国内消费产生促进作用。万广华就此展开研究，运用1985年至2010年国民核算中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控制了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信息的影响因素，考察了不平等的两个指标——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消费的影响。他的实证结果最终得出了消费和不平等之间反直觉性的正相关关系，即更高的不平等性反而能够促进消费，这显然和我们的经济学常识相悖。经过更加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万广华指出，造成这种不合理的悖论的原因在于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通过制度隔离和城市偏见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它使得农民的消费选择受限、增加了由于社保程度低而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并且普遍来说农村的信用市场发展较为落后。
万广华强调，常规的财政政策解决内需问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真正可以提高内需的做法应当是废除户籍制度。万广华并进一步指出，废除户籍制度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